过去4年，美国禁书运动愈演愈烈，不仅席卷全美图书馆和校园，更让社会陷入深层危机。家长希望教育透明化以及美国右翼实力鼓吹，成为禁书潮蔓延的主因，这不仅让公民教育陷入困境，更成为社会撕裂的缩影。当图书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如何定义知识与道德”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议题。

本报记者  许惟一

自2021年以来，美国公立学校与图书馆接受审查对象的图书和禁书数量急剧攀升。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发布的数据，2020年美国各地只有231种图书被禁，但20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1858种，2023年增至4240种，同比增长65%，达到协会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笔会（PEN America）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布调查报告，揭露全美公立学校禁书运动已进入“灾难性阶段”。数据显示，2023~2024学年美国公立学校共实施10046条图书禁令，较上一学年激增200%，共有4231种图书被禁，波及全美2877名作者、插画师和译者。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因签署地方图书审查法案，成为禁书的“重灾区”，分别发布4500和3600条图书禁令。被禁图书的主题集中于有色人种（44%）和同性恋（39%）内容，还包括药物滥用、自杀、抑郁症、心理健康等青少年真实面临的问题。

出版商集体反击禁书潮

面对愈演愈烈的禁书运动，美国出版商选择主动出击应对混乱局面。在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2024年9月美国禁书周临近尾声之际，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联合书源出版社（Sourcebooks）、美国作家协会（Authors Guild）等机构，向州政府提起诉讼，反对其《第496号法案》（SF 496）中关于部分图书从学校图书馆下架的条款。据了解，该法案于2023年5月生效，禁止学校图书馆收藏任何涉及“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图书。由于法案确定禁书的细则不明，地方学校官员在处理图书下架问题时极为谨慎，导致该州各学区下架了数百种图书。

在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2023年8月29日，包括企鹅兰登、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等在内的美国五大出版巨头联合相关行业机构，向该州政府提起诉讼，反对其《第1069号法案》（HB 1069）中关于移除学校图书馆图书的条款。据了解，该法案于2023年7月生效后，佛罗里达州学校图书馆已下架数百种图书。法案规定，学校图书馆馆员必须移除任何包含“性行为”描述的图书，且无须考虑图书的整体教育价值。若家长或州内居民对某书提出异议，该书须在5天内下架，并在异议解决前不得上架。此外，法案未设定合理的审查时限，甚至允许异议者要求州政府委派“特别治安官”介入审查，费用则由学区承担。企鹅兰登副总裁兼副总法律顾问丹·诺瓦克（Dan Novack）指出：“该法案的复杂条款与过度宽泛的定义，已在全州引发混乱，导致数千部经典与现代作品被贴上‘淫秽’标签并下架。”

在中南部的阿肯色州，2023年12月23日该州联邦地区法院一纸裁决，宣布其《第372号法案》（Act 372）违宪，“侵犯了阿肯色州读者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民权法案）保护的权利”。据了解，该法案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州长萨拉·赫卡比·桑德斯于2023年3月签署生效，原定将图书馆员和书商视为“审查代理人”，一旦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当内容”，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美国出版商协会（AAP）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玛丽亚·A.帕兰特（Maria A. Pallante）称这一裁决为“重大胜利”，维护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图书访问权，并指出“该法案将图书馆员和书店经营者置于刑事起诉的风险中”。

禁书代价：谁受到伤害？

禁书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学生和教师。美国笔会的报告进一步揭露，美国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的小说《十九分钟》（Nineteen Minutes）成为2023~2024学年“最常被禁的图书”，该书因描述了约会强奸并使用解剖学术语遭到审查。皮考特愤慨回应道：“这本书被禁的原因并非涉及校园枪击案，而是真实呈现了性暴力。数百名青少年告诉我，这本书阻止了他们对其他人实施暴力，或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她强调：“该学年被下架的1万本书，本应是孩子们应对分裂世界的工具。禁书者没有保护孩子，而是在伤害他们。”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詹妮弗·沃尔夫（Jennifer Wolf）指出，图书的过度审查削弱了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权，“学校本应依靠教师和管理者的专业知识，而不是让纳税人直接干预课程设置”。对学生而言，禁书运动阻碍了其身份认同与同理心培养。沃尔夫强调：“青少年需要通过阅读看到自己的影子，也需要接触不同群体的视角，这是他们身份形成的关键。”

出版商和作者也在禁书运动中损失惨重，众多经典作品遭遇下架待遇。在佛罗里达州，《第1069号法案》已迫使学校图书馆下架数百种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厄尼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等文学经典，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朱迪·布鲁姆、斯蒂芬·金等当代作家的畅销作品，以及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等非虚构类作品。

在西部的爱达荷州，该州颁布的《第710号法案》（HB 710）“一刀切”地下架了众多知名作品，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乔治·R·R·马丁的《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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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馆员同样受到禁书运动的严重伤害。作为禁书风暴的中心，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正走在社区服务功能瘫痪的边缘。爱达荷州唐纳利公共图书馆馆员雪莉·谢林（Sherry Scheline）痛陈，图书馆本应服务所有社区居民，但州内颁布的《第710号法案》使他们无法履行使命。“我们馆是社区唯一为孩子们提供课后托管服务的地方，但受法案影响，我们被迫要求未成年人进馆时必须有家长陪同。我们的借阅量受到了严重影响，已经无力实现服务社区的目标。”

图书馆员被卷入前所未有的敌意浪潮之中。据美国笔会统计，许多图书馆员因抵制审查而遭受骚扰甚至死亡威胁。路易斯安那州一所中学的图书馆员阿曼达·琼斯（Amanda Jones）因反对限制与性别话题相关的图书，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她表示，自己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死亡威胁，网络骚扰持续了几个月。“我掉头发，身上还长出荨麻疹。我无法入睡，半夜经常惊恐发作，体重减轻了数十磅。”新泽西州一所高中的图书馆员玛莎·希克森（Martha Hickson）被家长指责诱导儿童并宣传色情内容，因为学校图书馆中存有涉及同性恋内容的图书。“我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人身攻击，还收到同事发来的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极右翼禁书分子正对教育工作者产生系统性威胁。”

美国笔会认为，对图书馆和学校而言，更隐蔽的伤害在于“软性审查”（Soft Censorship）——禁书运动已超越法律禁令，演变为社会系统性压制，而教育工作者、图书馆员及学校管理层因恐惧诉讼或争议，主动回避争议性图书，甚至拒绝采购可能“惹麻烦”的作品。例如，佐治亚州科布县学区移除了1600多本包含性内容或多元背景人物的畅销书。学区总监直言，移除标准完全基于图书是否包含“露骨的性内容”。这种“寒蝉效应”使得少数群体和边缘化声音进一步失语。美国笔会阅读自由计划主任凯西·米汉（Kasey Meehan）指出：“青少年渴望通过图书理解世界，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禁书运动剥夺了他们构建批判性思维、同理心与人生基础的权利。”

禁书运动为何愈发严重？

美国的禁书传统可追溯至19世纪，但近5年来禁书浪潮尤为激进。20世纪，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因“淫秽”被禁，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因“反叛”被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Lolita）因“畸形恋爱”被禁，而这些作品后来均被准许重新进入市场，成为当今社会公认的经典巨作。正如它们一样，目前美国遭遇审查的图书面临相似境况，但其主题更加复杂多元，涵盖种族、性别、身份等议题。

美国图书馆协会表示，2020年以前，个别家长对图书馆图书和相关资源提出审查要求，希望限制他们子女对相关图书的访问权限。近年来的审查数据表明，禁书活动团体已成长为有组织的保守政治团体，旨在移除美国公立学校和图书馆中关于种族、历史、性别认同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图书。通过社媒平台和其他渠道，这一团体向地方分会分发图书清单，分会成员继而在全美各地发起图书审查运动。图书馆成为禁书运动的主要目标——2023年美国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审查诉求占比54%，学校图书馆占比39%，普通学校占比5%，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占比2%。

对于美国愈发严重的禁书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新冠疫情催化，家长渴望教育透明化。詹妮弗·沃尔夫指出，禁书潮愈演愈烈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居家学习期间，家长首次近距离观察孩子的教育内容，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禁书成为家长对孩子学习过程施加影响的直接手段，而学校和图书馆是他们申诉的理想场所。”

这些家长的反应部分源于代际教育差异的冲击。沃尔夫举例道：“当家长发现孩子阅读的图书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截然不同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安。”但她也强调，并非所有图书审查都会演变为正式禁令。斯坦福大学写作与修辞学项目高级讲师卡西·赖特（Cassie Wright）对两者进行了区分：“禁令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行为，图书审查则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和民间组织参与。”

二是政治化推动，右翼势力的鼓吹动员。禁书运动的扩大化与保守派家长组织的政治动员密不可分。例如，保守派团体“自由妈妈”（Moms for Liberty）长期指责学校推行“批判理论、非传统性教育和分裂意识形态”，犹他州家长联盟（Utah Parents United）认为《圣经》是色情的，因此推动中小学禁止学生阅读该书……这些右翼势力通过系统性施压，推动图书审查。据了解，佛罗里达州受到右翼势力影响严重，2023年的一个学期内，该州11个学区共下架3135本图书，得克萨斯州、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赖特指出，图书审查已变得高度组织化与政治化：“禁书被左右两翼团体武器化，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她同时提醒，米勒测试（Miller Test）是美国判断作品是否构成“淫秽”的法律标准，强调基于作品整体价值进行评估，但当前许多图书禁令已背离这一原则。

未来隐忧：如何保障公众阅读权益？

美国长期标榜的言论自由，近年来在各州禁书潮中沦为笑柄，被各州政府随意践踏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也成为美国法律随用随弃的“遮羞布”。赖特指出，当前美国社媒平台真假信息难辨、党派对立与极化现象严重，导致文化界过度反应事件频发。禁书运动的支持者常以“保护儿童”为名，但其标准却充满政治色彩。这些被下架的图书究竟是为了让学生更安全、更受益，还是让他们变得更封闭、更无知？赖特表示：“或许只有时间能让问题缓和。”

美国出版业的团结，彰显了其对文化多元性的忠实捍卫。企鹅兰登首席执行官尼哈尔·马拉维亚（Nihar Malaviya）回忆童年图书馆经历时强调：“图书馆是思想的避难所，也是社区的文化纽带。出版反映真实世界的图书不仅是使命，也是企业生存的基础。”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恩·亚格德（Jon Yaged）认为：“近年来青少年阅读意愿持续下降，孩子们已开始抵触阅读，他们只读片段而非整本书。禁书运动加剧了这一趋势，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丧失批判性思维能力。”丹·诺瓦克指出：“传统上，家长若对某书不满，可通过与图书馆员沟通解决。但一些州鼓励普通公民通过‘赏金制度’起诉图书馆或学校，这摧毁了社区的信任基础。”

美国各州政府推行“反禁书”法案。2024年12月9日，美国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签署《自由阅读法案》（Freedom to Read Act），禁止该州学校与公共图书馆下架图书。新泽西州因此成为全美第4个立法反对禁书的州，此前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和马里兰州已通过类似法律。墨菲在签署仪式上表示：“全国范围内，压制与审查他人故事的行为愈演愈烈。通过这项法案，新泽西州站在了保护教育者与学生知识获取的前线。”

据了解，该法案的核心条款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禁止主观层面的图书审查。地方教育委员会与公共图书馆理事会不得基于观点、想法或概念的分歧，或仅因个人认为某些内容具有冒犯性，而对图书进行审查，除非这些图书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群体成长发展“明显不适合”。二是建立审查机制。学校与图书馆制定馆藏管理政策，设立争议图书的审核流程，由州教育部、州图书馆员及行业协会提供指导。三是法律保护。如果因遵守该法而面临民事或刑事诉讼，图书馆员将获得保护。该州政府办公室认为，图书审查必须基于专业的评估流程，“该法案终结了目前任意禁书的行为，保障了学生获取适龄图书和学习材料的权利。”

从法庭到图书馆，从出版商到普通读者，捍卫阅读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禁书运动不仅考验法律的边界，更叩问一个社会的自信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