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出版工作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力量，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实力。出版物是文化成果保存、传承与传播的最佳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主要通过出版得以传承、传播。出版工作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出版工作   文化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分析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要求我们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出版工作既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承发展、普及推广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是文化建设重要的物质力量，是软实力的硬基础。出版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做好出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做好出版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版力量。

一、出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为我们全面、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出版工作与5个突出特性均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方面，出版的作用至关重要。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发源地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源头，而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原因虽然有多种解释，但是文化、文字、文献的力量是大家的共识，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数量庞大的典籍是中国文化绵绵不尽的根基。

从出版工作的职责使命来看，文化传承发展是其永恒的主题。出版工作的功能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前人的优秀作品通过不断再版的方式，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不仅可以实现经典永流传，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重要保证，这些代代传承的文化典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库。唯有代代相传，文脉才不会中断。另一方面是把每个时代创作的文化成果用出版物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每个时代独具特色的新文化，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中华文化才充满活力、朝气蓬勃。正是有了传承与发展，才有了中华文化典籍的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由此造就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宏伟局面。

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明成果，虽然有众多的表现形式和丰富多样的载体，但是各种类型的出版物无疑是文化成果保存、传承与传播的最佳载体。

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无不借助出版这个工具，使之发扬光大。《诗经》的诗歌虽源于民间与宫廷的传唱，但是只有经过孔子的编辑出版，才使其流传数千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出版而闻名于世的；《春秋》《资治通鉴》及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没有哪一部史学名著不是经过出版而广为传播的；以《大学》《中庸》《论语》《尚书》《礼记》等为代表的儒学经典，更是汉朝以来的主流出版物代表，成为历代学子阅读的首选，其他诸如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广泛流传，也主要是靠图书实现的；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天文学、医学、农学、建筑学等都有大量的代表性著作出版，记录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此外，宗教在我国的传播，也离不开宗教典籍的出版，特别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佛经。

总之，虽然出版物的载体形式不同，但毫无疑问，它们都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最为安稳的栖身之地，成为5000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记录者、传承者、传播者。

二、出版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基础作用

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做过几次集中的论述，分别是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20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在这3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为政以德、讲信修睦等一系列重要文化元素，称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1]，是中华民族5000年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5000年生生不息、繁衍壮大的精神源泉。

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底色与基因，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这些重要元素无一不与出版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探究这些重要文化元素的源头，可以发现他们有共同的出身——形成于各个历史时代特别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典籍，如《周易》《礼记》《论语》等，这些出版物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典，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表达、精确阐述的代表性著作。可以说，没有这些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仅靠口口相传是无法持久、广泛、准确地传承与传播的。

通过对这些重要文化元素传承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最主要的传承方法是在历朝历代的不断出版，是被历代哲人学人不断地研学与注疏。用出版的方式传承文化，前人早已认识到了，如魏征主持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2]，讲的就是书籍出版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3000多年来，我们的先贤哲人对文化原典的注疏、笺证、正义、集解等从没有中断过，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仍然广为采用，不仅实现了文化原典的时代化，也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代代传承，得以普及。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收录汉以前出版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经典38种，596家，13269卷，其中很多书都有多个版本。

到了隋唐之际，中华经典图书再出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易》69部，551卷；《书》32部，247卷；《诗》39部，442卷；《礼》136部，1622卷；《乐》42部，142卷。从东汉初年到唐初500多年间，同一部经典的阐释有了几倍或几十倍的增长，其他经典文献也是如此。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著作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被后人出版与学习过程中，传承了文化、延续了文明。这就是出版的力量，也是中华文化连续性得以形成的重要方式。

反过来，如果经典文献没有不断地被重复出版，典籍可能散佚、失传，其中记载的文化元素也会被逐渐遗忘。这样的案例也不少，比如在2015年发掘的海昏侯墓中，专家们从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发现了已经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3]；再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湖北张家山出土的大量竹简中，专家们发现的中国传世最早的数学著作——《算术书》，这都是没有被重复出版而散佚的例子。还有很多图书，历史文献中有记载，由于没有不断再版，结果是有名无书了，《永乐大典》中许多书就是这样。可见，不断出版对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价值。

通过对这些重要文化元素国际传播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图书的出口与翻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海外社会的最主要的途径。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自古以来绵延不绝，据有关学者研究，早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论语》等中华文化经典就以汉文图书的方式向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流传[4]。唐代，朝鲜、日本使者来朝，都把搜罗中国书籍作为重要使命，因此至今朝鲜半岛、日本等还保存着大量中国古代典籍。伴随着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入所在国，并深受这些国家人们的喜爱，同时深深地影响着所在国的文化。比如创作于11世纪初期的日本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不仅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引用了许多白居易的诗，还把《史记》《汉书》《晋书》《文选》《游仙窟》《古述异记》《西京杂记》《战国策》《礼记》《管子》《元棋诗集》等作品中的典故或诗文写入了《源氏物语》里[5]。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华文化典籍被传教士翻译为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西方社会出版传播，可谓风行一时。根据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于2022年出版的《〈老子〉译本总目：全球老学要览》，《老子》海外译本有97种语言，2052个译本种之多[6]。据国内学者统计，截止到2020年5月，《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7]。中华文化原典被翻译到西方以后，深受西方文化界、知识界的推崇。莱布尼茨、黑格尔、狄德罗等西方学者，都曾对《易经》给予极高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曾说，17、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8]。可以说，中华文化经典图书的国际传播，成为17世纪以后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也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梭罗在其名著《瓦尔登湖》中，有11处直接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国著作[9]。现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万种图书版权输出到海外，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最基础、最持久的渠道。

三、出版工作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中坚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10]文化繁荣既体现在文化产品丰富多彩、质量上乘，也体现在文化产业实力强大、文化企业富有活力和竞争力上。实现文化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靠的是创新力，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时代经典，就不可能有文化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建成文化强国。文化产业强大靠的是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没有企业的创新，产业就会失去基础。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在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1.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

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许多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据统计，202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6.5万亿元[11]。与此同时，出版产业也快速增长，据《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202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直接就业人数为313.4万人，其中，直接从事图书出版的人员有6.6万人，直接从事期刊出版的人员有6.2万人，直接从事报纸出版的人员有16.6万人，总数约30万人。[12]整个出版产业营业收入（包括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占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近20%，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几年来出版产业收入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传统书报刊出版印刷发行收入增长进入平台期，增长速度放缓，个别领域甚至出现下滑，但是数字出版呈现可喜的增长态势，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教育出版、网络阅读、知识服务等新的出版服务蓬勃发展，成为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的生力军。从长远来看，数字出版新业态、新服务仍处在成长期，对出版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大。

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不仅是出版产业的营业收入在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且有一批实力强劲、发展稳定的出版企业，比如在内地上市的出版传媒公司利润、营业收入都保持稳定增长，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双双过百亿的图书出版、发行集团数量达到8家；在2023年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新闻出版发行企业占14个，加上网络游戏企业，共有15个企业，在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占有半壁江山[13]。因此要继续推动出版产业与出版企业发展壮大，为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2.出版是文化创造的“助产士”、把关人

长期以来，编辑出版工作和文艺创作、科学研究等形成了紧密的互动与良好的合作关系，书报刊单位的选题计划常常成为作家、学者创作的方向性指引，编辑人员的催稿成为创作进度的“助推剂”，编辑对稿件编辑加工，成为作品质量的把关人。许多知名作家、专家学者等都曾对编辑工作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些新秀新人更是在编辑人员的鼓励下开始了创作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叶圣陶曾经担任过《小说月报》主编，在一堆来稿中发现了巴金、丁玲的处女作，并推荐发表。多年后巴金致信叶圣陶：“30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地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丁玲也曾经对叶圣陶说过：“当年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道路”。[14]再比如，钱钟书在《管锥编》序言中说，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是因为该书的责任编辑周振甫对于《管锥编》提出了108条3万多字的审读意见[15]，帮助钱钟书完善了作品。再比如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改革开放初期写了一首童话诗，投给了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称赞他写得好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郑渊洁由此有了信心，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6]。这是作家对编辑的致敬。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正是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甚至琐碎的工作，促进了作者的创作，助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3.出版是文化成果记录、保藏、传播的最重要方式

当前，文化载体丰富多彩，除传统的书报刊等纸媒以外，还有新兴的数字媒体，除了文本文件以外，还有音频、视频以及多媒体形式，当然也还有其他如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等艺术表现形式，但是出版物的地位是其他传播形式无法替代的。其一，编辑出版是最为严格的文化成果出版传播过程。无论是传统的书报刊出版还是数字出版，编辑的审核把关都是极为严格的，不仅有严格的政治导向要求，还有诸多的学术规范，因此作品只有经过正式的出版才能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认可；其二，出版物仍然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学者们通过阅读书报刊了解同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学术界通行的做法。学者们论著的参考文献，也来自于书报刊，特别是书刊，表明出版物在学术研究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三，出版物仍是文化成果最佳的保存与阅读方式。过去有“纸寿千年”的说法，保存至今的许多敦煌经卷甚至已经超过了千年。现在的工业纸虽然没有手工纸长寿，但是经过处理也可以保存很多年，这是许多其他载体难以比拟的。同时，传统书报刊阅读最为直接、便捷，不需要借助其他设备，因此仍然是深度阅读的主要载体。

4.出版是党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力度，实施了系列文化惠民工程项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在这些法律法规文件中，出版服务都是重要内容，如《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中指出，读书看报就是重要的服务项目，包括图书馆、文化室、农家书屋的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配备，街道、公共场所的阅报栏、电子阅报屏等出版服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公共文化设施既包括图书馆，也包括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等阅读设施，公共文化服务既包括支持开展全民阅读、为公众提供书报刊阅读，也包括增加农家书屋图书、报刊供给等。总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产品等，都属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范畴，也是重要的物质形态。

从世界范围看，为国民提供普遍的阅读服务，以此提高全民的文化科学素养，进而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韩国等都有专门的阅读促进法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也专门发布倡议。由此可见，阅读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地位非常特殊，甚至具有高于一般文化服务的战略性作用。

四、结语

202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17]

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力量，出版要勇于担当、走在前面，成为新时代文化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一是要加速出版强国建设，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出版强国建设助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二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加快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出版创新创造的活力，增强出版强国建设的动力。三是加强主题出版、精品出版等重点出版工程建设，以高质量的内容生产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求。四是加速推进出版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以出版领域新质生产力引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韬奋基金会）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