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玖龄

纵观荷兰博睿出版社作为独立出版社发展壮大的这300余年，有辉煌，也有低谷，起起落落，颇具传奇色彩，是出版史上值得珍视与挖掘的一块富矿。在我国出版业打造自己的“百年老店”的征途中，借鉴他国经验或许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博睿的经验与教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在国际出版界，荷兰博睿出版社以其鲜明的品牌辨识度、独具特色的图书期刊产品、严谨的学术出版风范、强大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而为人所称道，是一家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出版社。同时，博睿也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三百年老店”，自创立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卢奇曼斯家族掌舵时期的家族式企业（1683~1848年）；以博睿为代表的诸位经理打理公司的私人企业时期（1848~1896年）；1896年以后延续百余年的股份公司时期。“博睿”这个出版社最为响亮的名字（1848年前称卢奇曼斯公司），就得自前述第二个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经理E.J.博睿。如今的博睿又开启了发展新篇章。2024年，德国学术出版巨头德古意特宣布并购博睿，组成新的德古意特·博睿出版社，可谓强强联手，未来值得瞩目。

书籍作为人类纷繁精神世界的呈现，使得出版行为在本质上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属性和要求。一家出版社在何种层面和意义上，又通过何种途径打造自身的独特性，从而有别于同业者，对于其品牌魅力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独特性就是稀缺性，也就是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

博睿在品牌独特性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在于它的国际化特色。早在卢奇曼斯家族掌舵出版社之时，就曾利用莱顿大学印刷商这一重身份，出版过阿拉伯文著作，那是1732年的事情。虽说是偶尔为之，却埋下了博睿日后壮大的一颗种子。等到E.J.博睿19世纪中叶执掌门庭时，进一步发展了出版社在阿拉伯文书籍上的出版力量，打下了日后为博睿赢得显赫声誉的东方学出版领域的坚实基础。随着E.J.博睿等人的有意经营，出版社在19世纪末能运用包括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梵文、波斯文、马来文、中文、日文在内的30多种语言文字进行图书出版工作。如此积淀下来，才有了1960年博睿在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为人津津乐道的宣传语——“我们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印刷和出版”。这话或许有夸大的嫌疑，但作为宣传语却足够成功，也近乎完美地体现了博睿在运用语言文字方面的国际化特色。在数字时代，博睿又深耕这一领域，制作了多语种的“博睿字体”，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强化品牌的多语种国际化特色，让人不由得称赞。此外，多语种的灵活运用，也带来了国际交流和出版方面的先天优势。博睿历史上的当家人，有着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传统，结识的外国作者，也往往首选博睿来出版他们的母语作品，这在出版史上都是很独特的一幅画卷。也就是说，博睿不仅限于在技术上应用不同语言文字，还有意将其转化为选题策划和图书出版方面的独门功法，并将自身打造成了以多语言文字技术排版能力为基础的国际学术交流枢纽，从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学术职能，也由此赢得了广大学者群体的认可与信赖。

不管是从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看，还是从书籍生产周期和其影响的持久性来看，出版都是典型的长期主义事业，需要日积跬步，久久为功。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博睿，在这方面当然不缺事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它的代表性出版物《伊斯兰百科全书》的出版过程。

1895年，出版社就百科全书的编纂与出版形成计划；1913年，第一卷出版；1936年，五卷本出齐。——这是第一版的时间线，历时40余年。“二战”后，出版社根据时代的需要，于1949年规划修订版的出版，但直到2006年，修订版才最终出齐，而最初的编委会成员都早已相继离世了。——这是第二版的时间线，历时50余年。操盘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出版项目，无疑考验着出版社的综合实力。不过，时长只是长期主义的一个层面，人们或许会忽略，与之相比重要程度毫不逊色，但较为隐蔽的另外一个层面。有论者指出，百科全书的参考书目中，有大量博睿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图书。这无疑是博睿在东方学领域长期耕耘的结果，此前出版的重要著作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运用，也奠定了出版社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涓滴细流在百科全书这个项目上汇聚成大江大河，这是属于出版人的荣耀时刻，是长期主义的卓越体现。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图书的宣传与推广出现了新的形式。还是以东方学领域为例，博睿在1937年发行了一份东方学出版目录——《1683年博睿公司成立以来的东方学出版目录》，自此不仅1683年这个公司创始年份不断在宣传方面得到强化，而且出版目录在起到宣传推广作用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出版社厚积薄发的行事风格，大获成功。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长期主义着眼未来，固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时而回顾来时的路，并赋予回看的目光以未来的意义，也理应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所不可或缺的，此中的启示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对任何一家老牌出版社而言，传统都是巨大的财富，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又顺时而为，厚植、激发传统的活力，是一个值得不断思索的课题，答案或许也是多样的。《博睿周刊》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19世纪中叶期刊强势崛起，博睿也自那时起构建着自己的期刊群，迄今每年出版的期刊有300多种，《博睿周刊》是其中最为知名的品种之一。追本溯源的话，《博睿周刊》的前身是书目宣传小册子，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推介博睿自家图书，也比较简略。到了1952年，此前零散的各种宣传小册子，被统一归到“博睿周刊”这个名号下。再往后发展，到了1967年，《博睿周刊》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按主题策划当期书目，附以专业书评，且收录图书范围远远超出博睿一家，也就是说，《博睿周刊》完全变成了一份综合性的学术书评刊物，至今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从简易的宣传小册子，到综合性学术书评期刊，《博睿周刊》的发展明显具有从应时而起的宣传性，向博睿深厚的学术出版传统回归的意味。这种情况在出版社层面也有所体现，自创社以来一直是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的印刷厂和古旧书店，在1990年前后相继自立门户，博睿在经历了此前一些年的动荡之后，明确将精力集中在学术出版这一件事情上。时任总经理普鲁伊特称博睿应做其擅长的事情，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学术出版。如此看来，出版社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在生长过程中会形成强大的吸附效应，并且借助时间赋予的韧性要求人们尊重并呵护其成长，如何与之形成良性的对话关系，考验着在其庇护之下的每一位出版社成员的智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博睿的传统优势领域，如东方学等，是在荷兰等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壮大起来的，这在萨义德的杰作《东方学》中有深刻揭示。如今我国出版业，在知识供给侧应当有区别于以往欧洲知识霸权体系的不同追求，不过这将是另外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