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周宏翔（青年作家）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重庆上一次举办全国书博会是2007年，作家周宏翔还在上高二。那时的重庆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18年间，周宏翔陆续写了十几部作品，但直到最近的《当燃》，才将故事背景设在了家乡重庆。生于此地，多年生活在北京、上海的他，既是一个老重庆人，又是“新外来者”。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也很像作家书写当下，既身处其中，又要拉开一段距离回望。

□今年全国书博会是时隔18年再次在重庆举办。18年前的重庆，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属于我记忆中的那部分重庆，和现在的重庆其实完全是两个世界了。当时朝天门还是码头，还没有成为现在这样地标性的打卡点。爬坡上坎之间是各种批发市场和餐食小店，解放碑还是很高，还没有被周围的高楼商场彻底包裹。当时的过江索道有两条，根本没什么人坐，有一条还被拆掉了。也没有“网红”这个概念。重庆也没有像样的地铁，不存在大家说的“要下到地心”的感觉。我们习惯了上上下下地行走，置身在立体感之中，并没觉得特别，好像一切都过于寻常，类似于“无论魏晋”的那种封闭感。但现在重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城市了，不单单是说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识，而是它突然有一种焕然一新的生命力，但同时又一直保持着重庆最本色的市井烟火，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

□在《当燃》之前为什么迟迟不肯写重庆？

■准确来说，更早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重庆当作过写作对象。但早年的作品里，虽然没有表明这是关于重庆的故事，其实心里的画面和言辞间的沟渠建造，都有着重庆的影子。我是一个在上海和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重庆人，我时常会把城市间融合在一起，加上之前的作品一直都是写城市生活，就更想靠近我当下的生活环境，所以很少回头去看。直到三十岁那一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感觉需要挖掘的东西就只能往回捯，一下反而找到了特别强的发力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前对家乡始终有些敬畏，担心写不好。

□家乡重庆对你来说，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精神原乡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处确切的地方，可能它更像是你在创作时能找到自己凝气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也是不一样的。重庆对我来说，首先是它的城市地貌和生活风貌本身具有特殊性，又是我最为熟悉的地方，相当于是我意识上的“根”。但是纵观创作文本，对重庆的书写还是不够的。文学本身也是一种传承，是需要不同年代的笔者接续记录，才能将一个地方包罗万象的文化逐一凸显出来的。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写出属于我这个时代的那部分，至于它是不是我的精神原乡，我不敢说，但它一定是我创作时极能发挥的一部分，和我写作的重要来源之地。

□茶馆对川渝地区的市民生活来说，有怎样的公共生活层面的意义？

■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重庆日常版图的一部分。小时候我爷爷退休后就开过茶馆，那是我五岁前后非常重要的记忆，我每天会在那个地方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大多数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当然也有老年人，还有一些生意人。他们会把茶馆当作是日常消遣的重要场所，打牌，下棋，搓麻将，摆龙门阵（聊天），很多时候午餐晚餐都在茶馆解决。每天都是高朋满座，沸反盈天。上个世纪90年代，茶馆对于普通重庆人来说，重要性远超商场和饭店。如果说重庆人的生活有三大块，一定是家、单位和茶馆。我是一个从小在牌桌上长大的人，能看到的更多是生活百态和大众面貌，这对我后来的创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对90后来说，可以称得上共同社会记忆的有哪些？

■我出生于1990年，刚好赶上了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对我来讲，一闭眼就能想到的公共记忆，莫过于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当然对于更多人来说是香港回归），还有1999年的澳门回归（全校学唱《七子之歌》）和抗洪（捐款），2001年的申奥成功和加入WTO，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2009年的世博会。当时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公共记忆。还包括报刊亭，以及Call机、初代绿屏手机、港台流行乐，这些都是在我们90后一代提到就会立马有记忆的。我的小说一直试图将过去和现在作对比，也是因为我刚好出生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千禧年之交”是一个非常90后的概念，我特别希望我的小说中能够反映出这些时代对照的部分。就像我在小说中，既写到了这次的新冠，也回溯了2003年的“非典”。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为什么2010年之后的这种公共记忆是相对较少的？有一部分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对现实的冲击，将大众对事件关注的阈值提高了，另一个就是信息越发达，信息的有效性越容易被冲淡，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作家角度来说，如何更好地理解女性、写好女性？

■每次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必须讲，男性是无法完全理解女性的，男性只能通过观察和思考，狭隘地表达女性的处境。但是有一点，在写作的时候，我其实极少会特意强调说，我就是要写一个女性的故事，而是，我要写一个特别典型的故事，但恰好主角都是女性。在描写人这件事上，远比要写女性这件事上思考得更多。因此，一个男作家完全写好女性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做那个理解女性的男性，尽可能设身处地思考女性于社会和生活中的位置，她们的困境与男性的差异，这些都是值得去写的。在这一点上，有很厉害的作家是能做到的，美国的作家埃默·托尔斯就是一个我见过非常会写女性的男作家，他有一本《上流法则》，写得非常细致入微，对于女性心理的揣测绝对是高级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是站在这样的立场和心理去书写女性的。

□近期的写作计划及印象深刻的书有哪些？

■去年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今年也陆续刊登在了杂志上。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写一本新的长篇，是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有关，年代可能会推到90年代前后，刚好写下“世纪之交”的那部分。在写这本长篇之前，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背调，重新回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希望能在年底前完成吧。最近读过的书印象比较深的，燕妮·埃彭贝克的《客乡》，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长篇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有意思，然后就是在读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以及马里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