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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中华文化世界版图


勾勒中华文化世界版图
Report Releas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Books in Overseas Libraries (2025) Mapping Chinese Culture's Global Reach
数据来源:

1.与往年报告一样,本次研究报告的基础数据为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并以日本的CiNii数据库的数据,弥补OCLC数据偏重欧洲、北美地区的不足。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其数据完全可以说明中文图书在日本的影响力情况。

2.与往年报告一样,本次检索中文图书的出版时间为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在2024年1月~12月出版(含再版)的中文、英文图书,并清除了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多家机构向OCLC上传的中文书目数据。

3.与往年报告一样,限于研究手段、设定目标以及三地出版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版机构的数据。

4.与往年报告一样,出版机构名称省略了出版集团及有限公司等名称,如当数据出现“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时,只记录为“重庆出版社”。

5.此次数据检索时间为2025年4月9日至5月6日,连续26天。

数据搜集整理(按姓氏笔画排序):布音巴图·托里、冯嘉晗、孙晴雪、李佳歆、张佳怡、苗佳仪、段旭洋、秦莹莹、蒋宇辰、雷欣雅、廖一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 执笔:何明星、赵霞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截至2025年已连续发布14届。该报告基于海外图书馆系统收录的中国出版机构(不含港澳台地区)书目数据,详尽描绘了中国出版物(不含港澳台地区)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版图。报告还深入分析了各类出版物的海外馆藏情况,揭示了不同领域图书在全球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和传播特点。通过对比历年的数据,报告还展示了中国出版物海外馆藏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为出版机构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海外馆藏数据指标已成为衡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行业标准,权威性已得到学术界和业界的双重验证。本研究基于全球图书馆系统的客观数据,不仅为出版行业提供了海外读者对中国大陆出版物接受度的实时反馈,也为传播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方法。这一创新性研究范式因数据来源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结论的可验证性,在学界和业界均获得了广泛认可。

(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2025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聚焦2024年1月至12月中国近600家出版机构(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的中文图书(含2024年再版图书)进入全球图书馆系统的数据监测与分析,通过中文图书的年度出版品种在国际机构市场上的基本信息反馈, 发现中文图书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板块。

第二部分为中国近600家出版机构(不含港澳台地区)在2024年1月至12月出版(含2024年再版)的英文图书的品种监测与分析,是对中国出版机构数字出版物海外馆藏的竞争力排名。中国数字出版产品(不含港澳台地区)主要用户对象是海外图书馆, 这是海外市场上最大、最有潜力的机构用户。通过对数字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监测与分析, 加快中国出版业融合出版的发展步伐, 加快中国出版的双循环进程。

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2024年1月至12月出版的(含2024年再版)英文图书品种监测与分析。本报告以英文产品为切入点, 观察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国际传播的能力与水平, 提高其国际传播效能,为早日建成出版强国的目标提供支持。

入藏品种数量持续下降

地方出版持续发力 童书出版表现亮眼

由表1、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

第一,整体来看,2024年度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的品种数量持续下降。2024年度共有430家出版机构的11839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与2023年度的12590种相比减少了751种。具体数据如下:2016年度为29608种,2017年度为24757种,2018年度为24168种,2019年度为18208种,2020年度为17300种,2021年度为15217种,2022年度为13569种,而2023年度则降至12590种。

2024年度收藏量较上一年度降低了约6%,由于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全球图书馆预算向数字数据库、电子书等资源倾斜,实体收藏的采购比例降低,且欧美多国公共图书馆面临政府拨款减少的问题,如英国、美国等。2025年3月14日,特朗普政府发布行政指令,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撤销美国的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纸质收藏品种减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图书馆的功能正在从“储藏式”朝着“服务导向式”发展。因此,在全球图书馆功能面临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出版业必须积极适应“服务导向型”的知识生态,通过数字化和精准化策略来维持其国际影响力。

第二,老牌综合类出版机构独占鳌头,地方出版机构持续发力。在2024年度出版机构10强榜单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巨头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品牌优势,继续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292种图书入藏海外图书馆,从2023年度的第12名一跃进入2024年度10强名单,该社在2024年出版了一众知名作家的作品,如余华、安妮宝贝、盛可以、孙频等,其中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女人的胜利》《我胆小如鼠》《河边的错误》在海外馆藏图书中表现不俗,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排名第四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一年度入藏了255种图书,2024年度则达到了271种,该社图书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兼顾大众阅读需求,涵盖历史、文学、艺术等多领域,注重文献整理与跨文化对话,体现了该社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的深耕与国际化特色。在2024年度出版机构10强榜单中,青岛出版社是上升最快的出版机构,该社是一家在社科人文、传统文化、少儿读物以及生活健康等领域卓有成就的综合性出版社,其上一年度入选海外馆藏的品种为101种,而2024年度则增加至201种,上升16名。此外,与2023年度排名相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升33名)、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上升30名)、浙江人民出版社(上升21名)、上海书画出版社(上升19名)等也表现出色,这些地方出版机构活力不减,不仅在国内出版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更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中国出版业的多样性和实力。

第三,专业童书出版机构表现亮眼。2024年度新进入30强的出版机构有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其中2家是童书出版机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是2024年度上升最快的出版机构,与2023年度相比上升了65个名次。从主题来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多涉及侦探、冒险、校园生活、传统文化、科普知识等,内容多样且兼具教育意义和趣味性,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结合,多个系列作品表现出一定的IP属性,如《哈小浪上学记》《少年福尔摩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2024年度上升了57个名次,该社在2024年出版的作品特征表现为强IP驱动,通过多元化主题融合、图文设计,打造娱乐性与教育性并重的产品线,如“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又分化出多个子系列,涵盖漫画、科普、历史等方向,形成“爆笑+知识”的内容矩阵。童书出版机构的表现既反映了全民阅读背景下少儿出版的市场潜力,也预示着出版业专业化、细分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中,注重IP系列开发是一个显著特征。

2024年度,共有11839种图书被海外图书馆收藏,这些图书来自430家出版机构。通过筛选OCLC海外馆藏中文书籍被3家及以上图书馆收藏的数据,最终确定了312家出版机构。本报告对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出版的中文图书的馆藏量进行了统计,按照每家出版机构作者作品的馆藏总量进行计算,并选取各出版机构馆藏量最高的作家,总结得出“世界影响力作者”榜单(见表3)。(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

这里面的含义有二:一是历时14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大体上筛选出了近50万种图书,这些绝大部分都被海外图书馆声明是永久收藏的图书。这意味着只要图书馆存在,这些图书就会存在;只要人类文明存在,这些图书就会被代代相传下去。每一本书都具有文化价值,这些图书如同建造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共同构建起了人类文明的辉煌殿堂。“永久收藏”,对于深受“立言不朽”中华文化影响的中国大陆作者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无数先贤、哲人、智者,有的人视金钱如粪土,用一生的精力撰写了一部旷世之作;有的人愤而著书,残而著书,通过撰写图书使自己名垂史册,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图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已经与人生目标、生命价值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向这些撰写了具有世界影响力作品的作者致敬。

二是在中国出版业激烈变革的数字化时代,特别是AI时代来临,中国出版人要坚信,任何数字化传播、生产技术的出现,都不会改变图书出版,这个以人的思想、精神创造为核心本质的古老行业的本质。刻在竹简上、抄写在绢帛上的《老子》《论语》,与印在纸张上、通过手机阅读的《老子》《论语》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知识载体,不能改变人的思想、情感以及价值,人永远是图书出版的核心。尽管AI等人工智能可以写诗歌、可以创作、可以绘画,甚至可以写出手册、指南这样规制化的图书,但是永远不能够取代人类的情感表达、思想价值判断。为了彰显作者、出版者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从今年开始发布入藏海外图书馆的作者榜单,希望鼓励更多的出版社出版好书,好书的标准不仅仅是指销售了多少码洋,而是要对人类思想精神生活有益,“世界影响力作者”榜单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从表3可以看到,系列图书作者、文学类图书作者以及学术类图书作者等名列前茅。其中,位居榜首的是我国台湾漫画团队笑江南,其作品以生动有趣著称,尤其是“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在市场上广受好评。此外,笑江南还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国家精品动漫工程项目奖等殊荣。莫言、余华、麦家、迟子建、格非等作家则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也在国际文学舞台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生活新实用编辑部”团队专注于生活健康科普读物,其出版物涵盖饮食、养生、育儿、家居等多个领域,内容图文并茂、步骤详尽,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从表3的数据还可以看到,童书作家(团队)在榜单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童书在国际图书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然而,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读者需求的不断变化,童书创作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数字出版物海外馆藏数量略有上升

融合出版亟待加速推进

2024年度中国大陆430家出版机构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的11839种图书中,有477种是数字出版物(电子书、互联网在线出版物),约占总数的4%。相比2023年度,2024年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的数字出版物虽然增加了115种,但对比2022年度的637种则减少了160种,这种数量的起伏不定,反映出中国出版的数字化水平仍处于发展阶段(见表4)。

通过表4可以发现,共有42家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物进入海外馆藏,2024年度中国出版机构(不含港澳台)数字出版物海外馆藏数量排行榜前10位的出版社仍主要是大型的专业性出版社。中华书局排名第一,与上一年度相同。中华书局一如既往地关注数字出版,2024年度以104种进入海外馆藏,比第二名多23种。纵观中华书局进入馆藏的图书,其主题丰富,涵盖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大部分书籍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性,如《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殷墟甲骨岁祭研究》《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等,中华书局的作者群体在学术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如傅璇琮、阎崇年、启功等,这些都体现出中华书局在学术研究出版领域的深厚底蕴和独特眼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81种图书居于第二位,从该社2024年度数字出版物海外馆藏数据来看,可以总结出其出版特点为注重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同时,出版品类覆盖了历史、经济、军事等多领域,注重档案整理与专题研究。其出版的《宋诗选》一书(数字出版物版)被17家图书馆收藏,该书收录宋诗67篇,按感情分为豪壮、悲愤、忧思、沉痛、沉思等20类,每篇结合注释、鉴赏及诗学文献拓展,是了解宋代诗词的大众读物。青岛出版社2024年度入藏的数字出版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儿童类图书,如“故事奇想树”系列(《桃花源大考验》《妖精老屋》等),二是历史与文化类图书,如《中国通史少年版》《时光里的中国故事》,另外还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如《梁晓声短篇集》。此外,重庆大学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广陵书社都是2024年度新进入前10强的出版机构。

2024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数字出版物海外馆藏品种排行榜表明了当前中国数字出版在国际市场中的发展态势。从出版主体来看,跻身排行榜前10位的出版机构大多为隶属于国家级或省部级单位的专业出版机构,其出版品类主要集中在古籍、文史、社科等领域。尽管数字出版物的海外馆藏品种数较上一年度略有增加,但近年来这一指标总体上仍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中国出版机构的融合出版进程仍处于波动不定的转型阶段。例如,位居榜首的中华书局,尽管持续关注数字出版,但其2024年度的数字出版物入藏数量相较于上一年度减少了32种。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已认识到数字出版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于这一浪潮中,但整体发展仍面临挑战。

从数字出版物的内容来看,2024年度海外馆藏收录品种较多的主要为体量较大、价格较高的古籍类和文献汇编类。在融合出版的新兴业态下,中国历史古籍文献出版的数字化和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受到海外机构用户的青睐。古籍作为历史文献的原始载体,是研究文明发展的一手资料。这类资源往往涵盖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具有显著的文化遗产属性。而出版社将其转化成数字出版物之后,又延长了其学术生命周期。因此,古籍与文献汇编类数字出版物凭借其学术独特性、文化价值及长期使用效益,成为海外馆藏的重点收录对象。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日益加剧。数字出版物形式种类多样,将图书内容与新兴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凸显了大众出版与教育、科技、医药、古籍等专业出版在产品形式、市场回报等方面的差异。大众出版仍以传统图书为主要产品形式,而海外图书馆则是数字信息技术时代下专业出版内容的主要用户群体。

因此,中国出版机构应不断创新,推出更多的中国主题性数据库、高质量在线出版物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服务大模型等新型出版物,以适应时代变化,满足全球读者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出版物进入国际市场。随着海外图书馆图书资料数字化普及,海量存储、搜索便捷的数字图书馆资源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出版业融合出版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出版机构应优化数字出版物供给,研发融合出版产品,培育融合出版人才,构建融合出版机制,推动更多的中国数字出版物进入海外市场。

中国当代文学

在国际图书市场稳定发力

自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类图书一直是海外图书馆重点收藏的品种。与往年相同,本报告将收藏该类图书的图书馆数量达到30家作为最低评选标准,据此评选出2024年度海外馆藏影响力最大的中文图书榜单(见表5)。

2024年度中国图书(中文)海外馆藏数量在30家以上的图书有6种,比上年度减少了3种。通过表5可见,上榜的6种书主要为文艺类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湖南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有1种图书上榜,译林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均以31家的馆藏数量并列第5名。

位于榜首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食南之徒》,该书传承了《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等历史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以美食为切入口,以西汉时期南越国的政治斗争与美食文化为双线来展开叙事。该书作者马伯庸曾获得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等诸多奖项,创作的历史小说情节动人,一波三折。马伯庸的作品已连续两年入选海外馆藏数量30家以上排行榜,2023年度的入选作品为《太白金星有点烦》,该书在图书市场广受欢迎,截至2025年4月底,开卷监测销售近72万册。(下转第10版)  (上接第3版)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麦家作品《人间信》位于第二名,该书是麦家自《人生海海》之后暌违5年的又一长篇小说,自2024年出版以来便备受瞩目。与以往谍战悬疑不同,《人间信》继承了被称为麦家“转型之作”的《人生海海》中立足小人物的叙事手法,以“我”的第一视角展开,讲述了一家四代人的故事,刻画出母亲、父亲、奶奶、小妹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群像,以“我”和父亲的纠葛为主轴,探索了作家的内心,正如麦家的自述:“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就是向我内心深处攀升、钻研,写进了我的内心深处。”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排名第三位,该书是余华的成名作,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后由明天出版社再版,2024年版收录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10个短篇小说,全面呈现了余华早期先锋文学风貌,其内容“常读常新”,尤其契合当代青年精神困境。

排行榜第四名的《猫鱼》则是由演员、电影人陈冲创作的自传性散文集,不仅追溯了其四代知识分子家族史,也在文中披露了《末代皇帝》《太阳照常升起》等电影的幕后故事,被学者认为“既是个体生命史,又是时代大记录”。该书以“猫鱼”喻指渺小却坚韧的生命力,以及记忆的消逝与复活,文字书写细腻克制,受到一众读者的追捧。

同列第五位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地位举足轻重的两位作家格非的《登春台》和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登春台》是译林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通过4位主人公的命运交织与精神探索,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世界的复杂关联性,作品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细腻描摹与哲学思辨的深度。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三个中短篇钩沉东北历史,分别讲述了清末黑龙江畔的海兰泡惨案(《喝汤的声音》)、宋徽宗幽囚五国头城的岁月(《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晚清罗振玉甲骨散佚事件(《碾压甲骨的车轮》),将历史与现实、虚构与真实串联起来。

综上所述,2024年度海外馆藏数量超过30家的6种图书仍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主。尽管与上一年度相比馆藏数量有所下降,但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中国中文图书在海外最具传播影响力的类别,中国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更是海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因此,在守住这块“阵地”的同时,更要加强国际传播的力度和效能,使更多优秀的中国图书触达世界各地的读者。

提升中国出版国际化水平的关键路径

打造精品与激发地方活力

根据对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2024年1月~12月出版的英文图书品种馆藏数据监测发现,2024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英文图书出版及海外馆藏品种涉及108家中国出版机构(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6家),合计出版了505种英文图书,而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的品种为28种(见表6)。

通过表6、表7可以发现,中国出版机构2024年度英文出版情况与往年相比,品种数量增加明显,但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品种数大幅下滑,这反映出中国出版机构的英文出版物在质量和吸引力上仍有待提升。表6数据则表明,虽然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澳门、武汉等地的出版机构在英文出版方面表现突出,但仍有大量城市的出版机构未能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这表明中国出版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地域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中国出版机构(不含港澳台)仍需提升国际出版能力。对此,本报告特别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出版机构在英文出版中应强化精品意识,打造高质量出版物。出版机构需立足国际视野,深入研究海外读者需求与学术前沿动态,优化选题策划,避免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出版。根据历年数据,入藏品种为文史、政治、经济管理、教育类的英文品种出版物更容易得到海外图书馆机构的青睐。2024年度位于榜首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4种英文图书:《习近平著作选读》(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Xi Jinping)、《全球发展报告》(Global development report)、《中国发展报告》(China development report)、《艾克敦译中国戏曲选》(Popular Chinese plays)均为容易受到海外图书馆欢迎的品类。但是,在出版精品的同时,若缺乏有效的推广和发行渠道,海外图书馆和读者仍难以接触到中国出版的英文书籍。因此,中国的出版机构应加强与全球知名学术数据库(如Springer、Elsevier、JSTOR)的合作,推动优质出版物进入国际主流学术检索系统。

第二,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地方出版机构参与国际出版竞争,推动中国出版的整体国际化水平提升。2024年度英文图书品种出版地署名中国城市的数量较2023年度增加了1个,中国有22个城市出版英文图书,出版品种共计3116种,较2023年度增加了542种。2024年度英文图书品种出版地署名城市中,香港、台北、澳门出版英文图书共计1993种,约占中国所有城市出版英文图书总量的64%,香港书籍市场面向国际,许多国际出版机构的分支机构设立在香港,这使得香港每年能出版丰富的英文图书品种。在排行榜前5名中,内地城市只有北京和上海,其中北京英文图书出版705种,仅次于香港。2024年度较上一年度英文图书品种出版地署名城市排名差异较小,但英文图书品种数较上年度均有增加。同时也应看到如武汉、南京、广州、杭州、西安等大城市发力不足,各地政府应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地方出版机构“走出去”。地方出版机构也要抓住机遇,提升内容质量和国际化表达,立足于本地风土,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英文出版物,例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可以依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关于楚文化、长江文明等方面的英文图书。南京则可以围绕其古都身份,推出关于明清历史、江南园林等主题的英文出版物,吸引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以此来推动中国出版的整体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中国出版国际化现状、挑战与“三跨”战略

基于全球图书馆14年纵向研究

综上所述,本报告通过OCLC、CINII等全球图书馆系统的检索发现,中国出版机构传统纸质图书馆藏数量近几年来呈减少趋势,而数字出版物的入藏品种数量相较上一年度呈现小幅增长趋势,整体国际化水平仍面临诸多挑战。海外图书馆正加速采购电子书、数字资源,但中国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全球布局仍较为滞后。中国当代文学虽已成为国际图书市场的“文化名片”,但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图书的国际影响力仍值得思考。通过世界图书馆系统收藏的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英文图书品种以及中国出版地城市排名来看,中国出版机构在英文图书出版领域发力不足。而海外图书馆作为中国出版产品最大的机构用户市场,其需求正在迅速转变,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14年的纵向观察与研究,本报告得出以下判断:一是中国出版已经身在数字化的革命时代之中,这种数字化技术、AI模型与出版这一古老行业的结合,意味着不同出版类型的分野会更加突出。比如文学出版、童书出版,仍然会以单本图书的知识形态长久存在,而且愈加强调作者、出版者的原创性,即突出人的价值在出版行业中第一驱动力的性质。只有AI等人工智能无法创作的文学作品、学术专著,才是真正的旷世之作。我们鼓励更多的出版社出版这种“永垂不朽”的图书。二是对于教育出版、科学出版、医药出版而言,中国出版机构明显落后于各大跨国出版集团。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几个中文期刊数据库之外,由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出版的中文主题数据库,仍在起步过程中,还未广泛进入海外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的采购名单之中。因此,中国出版机构应紧跟时代步伐,在数字出版领域加大投入和资源整合力度,推动出版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适应海外读者日益增长的数字化阅读需求。

正如本研究报告以往呼吁的,“三跨”是加强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要着力提升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中国出版机构的图书、期刊、数字化产品不仅要满足中文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被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地区的人们接受和喜爱。二是扩大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面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求,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地开展出版活动。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三是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所谓世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三跨”是中国出版国际化水平的标志,也是要一以贯之进行奋斗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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